……视其色，其接物也，如阳春之温。
同时，孝的泛社会化倾向也并非必然与专制产生关联。礼指的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乐指的是社会生活的谐和。
宋儒所说的即物穷理之理固然有其抽象的、普遍性的形上意义，但在徐氏看来，其中实有一更为具体的内容，从而产生广大的社会影响。《孝经》中于事君的观念，混同了事亲与事君，从而造成了对孝道思想的歪曲。徐复观回应了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肯定了孝道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西方存在主义的兴起，如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恐惧与颤栗，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此在的生存状态等，无不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徐氏进一步认为中于事君的观念是从法家那里转手而来。
法家一方面反对孝道，一方面又利用孝道，对孝道做符合自己要求的解释，从而使人更彻底地隶属于政治支配之下。宇宙是一个有秩序而谐和的存在，人通过礼乐而达致社会生活的秩序与谐和，进而始能体认宇宙的秩序与和谐。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
章太炎晚年中外文化比较论所批驳的另一对象则是新文化人的中西文化观。人事以修己治人为要，故‘大学之教，重是二项。中国与希腊、印度同为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但三种文明在发源时就表现出进路的明显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为《仪礼》中之《丧服》。
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章太炎提倡尊孔读经以救国即是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以救国：儒家之学，本以修己治人为归宿。
一是世界的面向，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所蕴含的专务人事的精神，体现出中国文化有别于他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构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涵章太炎曾举例来说明抽象与具体之关系：具体的政治，《论语》不讲，《论语》单讲抽象的政治。但也同样是因为拒斥形上玄虚，使他的新经学遗落了儒学超越维度的内容与意义，变得扁平化。故孔子非宗教家，《论语》也不是一部宗教之圣经。
今之孔教会固不足一论，而开此异说者自汉已然。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章太炎晚年将《孝经》列为新四书之首，主张围绕《孝经》来重建孝道伦理文化，其首要原因亦在于孝为人的天性：我国儒者之教，一在顺人情，一在有真凭实据。名言破了，是非善恶就不能成立。
晋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与之通款，南宋则甚至称臣称姪，元则不必论矣。而章太炎晚年所处的1930年代的中国，正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浪潮，已逐渐从高校教育界扩展至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传统道德遭受严重冲击，正逐渐被西方现代文化所取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丧失。
……《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为《仪礼》中之《丧服》。去除以上判语所含的价值褒贬之后可发现，鲁迅对乃师前后期的时代形象及思想特质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正是基于以上逻辑，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展开激烈抨击，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论调，章太炎对其回击道：自清之末，诸无藉者始言新法，未几，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专己自是，以拂民之旧贯，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趾适履，民不称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纵败常而已矣，是则徽公新民之说导其端也。章太炎在1930年代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历史合法性正在于此。《孝经》文字平易，一看便了，而其要在于实行。而新文化人所提倡的以非孝为前提的爱国，与个体实存和人的情感生活无关，不啻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必然如同墨家主张的兼爱一样，难以长久维系。新文化人普遍信奉源自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文明等级论，将中西文化之别视为人类社会古今文化之别，即在其所预设的线性进化链条上，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古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已经过去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吃人文化，与之相比，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则是文明的、进步的，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现在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侵略正是源于自身文化的落后。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章太炎开始以佛教法相唯识学为理论框架并融纳中西学术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其首要目标便是对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文明论等普遍主义话语加以拆解，从而打破时人对西学的迷信。
在1910年完成的《国故论衡》一书中的《原经》《原儒》两文，章太炎从语源学的角度即通过对经、儒本义的历史还原，再次确认了经学、儒学之专务人事的精神传统。今则不然，科学之影响，使人类道德沦亡，不仅托之空言，抑且见之实行，则所谓‘洪水猛兽者，不在晦庵，在今日谈科学而不得其道者也。
章太炎在20世纪初便对愈演愈烈的西化思潮表示担忧：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重以科举，驱羑人心，排满宗旨，如何可达。而民族危机即指日本在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而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此却采取退让、畏战的态度，致使全国抗日士气受挫，日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他在随后的演讲中对《齐物论释》之齐物哲学的核心要义加以概述道：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一国中但有一二人尚气节，于政治何裨乎。
南宋时，如胡铨辈高唱主战，然一二人何裨于治，或乃讥为虚骄之气。儒家祖述尧舜，尧舜所病，乃在不能修己以安百姓，性天之不谈，一物之不知，非儒者之耻明矣。后人以为《春秋》之大义。章太炎晚年四处讲学，提倡尊孔读经、读史，即其为挽救1930年代现代中国双重危机而做出的回应。
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孝经》所言之孝是人所有感情、道德的起点，通过推己及人，孝能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个人的国家观念与爱国感情便由此生发。
……《大学》之言甚平正，绝无高深玄妙之谈，顾于现代政治，句句如对症之药。把善恶是非的见解文明野蛮的见解彻底打破之后，就能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各种文化与世界不同文明，章太炎晚年即是如此，他通过中外文化、中外文明的比较来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世之文化，先于中国者，有南方之印度，后于中国者，有西方之希腊。
余固致命于国粹者，……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用国粹激动种姓即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强调来建立民族认同，章太炎提倡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即为历史民族：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
‘长国家而务财用，只今日之政治有之，自古未之有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谓孔门弟子求学，求来求去，才知孝弟为仁之本。此语也，有明理学中之一线光明，吾侪不可等闲视之者也。
若以修己治人为主，而命之曰儒学，则宋、明诸家门户之见，都可消除，而教人自处，亦易简而有功矣。所谓穷知事物之理者，仅仅托之空言。
以故，‘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盖自古所称为圣人者，凡以其能开物成务而已，伏羲之结网罟，神农之制耒耜，黄帝之造书数，帝尧之治历象，其功一也。
与章太炎的中外文化不同论相反，康有为主张模拟西方基督教，以尊孔子为教主来建立孔教，并提议在全国设立各级教会。章太炎晚年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亦是将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起来加以论证的：向来儒家之学，止于人事，无明心见性之说，亦无穷究自然之说。
